陈汉彬,1937年11月出生于福建惠安,1960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生物系,贵阳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致公党中央委员、致公党贵州省委主委、全国政协委员、贵州省政协常委,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陈汉彬教授是属于那种通才型的学者和专家,他多才多艺,精通英、俄等多门语言,是国内少数几位医学昆虫学的领军人物之一,是中国蚊、蚋研究的权威专家之一,英国皇家热带病和卫生学会会员,知名昆虫医学家、科普作家,被誉为科研方面的“得奖专业户”。

陈汉彬教授指导研究生

■“有一种蚊子,五彩斑斓很漂亮”

见到医学昆虫学家陈汉彬教授的时候,他正在放大镜下研究一只蚊子,这只蚊子是福建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刚用快件邮过来的。跟着蚊子过来的,还有一封公函,上面说,福建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在执行入境卫生检疫时,从日本宇和岛抵达福建宁德口岸的日本籍“第61若宫丸”船舶上捕获这只蚊子,请陈教授鉴定种类以及是否带病原体。

像这样的鉴定陈教授经常在做。作为我国少数蚊、虻、蚋的昆虫专家和学科带头人,他研究了三十五年的吸血双翅目昆虫,这只蚊子的种类很快就被他初步判定出来了———这种蚊子叫“刺痛骚扰蚊”,携带有病原体。

记者很好奇地问,“鉴定这些昆虫是根据它们的外表体征吗?”陈教授摇摇头:“外表体征只占一个很小的方面,主要是从外生殖器,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尾器’的不同来分辨种类。”陈教授说:“全世界已知的蚊虫有3000多种,在我国也有近400种,我的工作,主要是要摸清它们的家底,加以分门别类,分别搞清它们的形态特征、生态习惯、分类地位和医学重要性,给它们‘树碑立传’,编撰成册,作为防病治病,生态评估、环境评估的依据。”

和昆虫打了30多年的交道,陈教授对它们有着特殊的感情。他说,昆虫在人类生活中,有益是主要的,比如说在入药、食品、消灭害虫等方面。“就算是蚊子,也不尽然是所有的都是吸血的,还有‘吃素’的益虫蚊子,比如巨蚊,这种蚊子有一寸长左右,飞舞起来五彩斑斓,可漂亮了。它的幼虫小的时候就吃其它吸血蚊子的幼虫,成虫之后,就改吃花蜜和树汁,对人类和动物可是一点害都没有。所以,现在有的国家和地区,还有一些著名的旅游景点,就专门繁殖这种漂亮的巨蚊来消灭那些有害的蚊子。还有,有的蚊虫本来只吸丛林等无人烟的地方的野生动物的血,可是,由于人类入侵自然界,还喜欢吃野生动物,结果造成疟疾流行,那就需要昆虫学家进行鉴定,才能协助治疗。”

陈教授还告诉记者,对于蚊子喜欢叮某种血型的人这种说法,是有的。肯尼亚的昆虫学家马拉贾拉就提出,蚊子对A型和B型血的人最感兴趣,O型人次之,对AB型的人最不喜欢。

获得贵州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中国库蚊类、蚋类的研究中心在贵州”

听陈教授娓娓道来,记者渐渐入了迷。这样一个微观世界,原来是如此丰富和精彩。而这些看似闲谈一样的讲述,背后,却是30多年如一日的艰苦卓绝的科学研究。

就拿陈教授编写被称为国内地方昆虫志第一本的《贵州虻类志》来说吧,陈教授开始编写这本书时,有文字资料记载的仅有6种,而经过他多年调查编成书时,记载的已达到5属64种。也就是说,其余的58种都是陈汉彬等人新发现、新记录、新定名的。而对每一个新虫种的发现、鉴定过程又是十分艰巨复杂的。不只鉴定一个两个虫种,实际上,要对现存的许多相关虫类仔细鉴定核对。而对一种新蚊种的发现、鉴定和确立则要从头开始,从零开始。按生物学的说法是从采集幼虫开始。先到野外采来幼虫,经过人工隔离培养,蜕皮化蛹,蛹再羽化变成成虫。每一过程都要进行现场观察、标本制作、分类鉴定,文字记录,定性分析,以了解这种虫子的繁衍过程、成长过程和各种特征特性。而每一种虫种标本的采集则需要要几十上百个。发现、确定一个新种,往往需要经过数月或数年不等。就是对一个已有记载或不准确不完善虫种的重新订正,也是一件十分繁难的工作。

这么多年的辛勤工作是有成效的,陈教授说:“过去,世界上搞吸血双翅目昆虫的国家比如美国、德国、日本、印度等,起步都比我国早,但到了现在,我们的进展比他们快,现在大家都处在同等水平上,彼此之间的学术交流十分畅通。”此外,由于陈教授的工作,中国库蚊类研究的中心就在贵阳医学院,蚋类的研究中心也在这里。难怪,全国各地,特别是海关、防疫部门发现什么鉴定不出来的吸血双翅目昆虫,很多都往陈教授这里送。

■“从科普作家步入昆虫大千世界”

“在芸芸众生的动物世界里,蚊虫只不过是号称有百万居民的昆虫王国中的一个小家族,不过,假如想要弄清蚊虫的家谱,召开一次全球蚊虫代表大会,则非要有一个规模庞大的会场不可。因为,即使每一个蚊种只派1名代表,全世界就将有3000多名代表,而我国也要派出近400名代表参加,这还不包括那些尚无‘户口’的未知蚊种呢!”

“来自海关检疫和卫生防疫部门的信息表明,有些凶猛成性的‘洋蚊子’,正在悄悄远渡重洋,进军我国某些大中城市。这些不速之客,一无护照,二无绿卡,却擅自安营扎寨,生儿育女,吸血传病,为非作歹……这些洋蚊子大多是免费搭乘飞机、轮船或藏匿在集装箱内漂洋过海而来,有的则是通过进口带有蚊卵的废旧轮胎,一旦气温和水湿条件适宜即破壳而出。大连市原来并没有白纹伊蚊,80年代始见它嗡嗡袭人,刨根问底,盖来自日本进口的废旧轮胎。”

这是陈教授的科普文章中,风趣幽默、轻松活泼的话语。陈教授说:“其实,我一开始是以科普作家成名的,后来才顺着这个兴趣爱好进入医学昆虫研究领域的。”

1937年,陈汉彬出生在福建省惠安县一个旧知识分子家庭,兄弟姐妹众多,父亲早逝,家庭经济困难。外公是位饱读诗书的老中医。陈汉彬四五岁的时候,外公就教他读《三字经》、《千字文》、《幼学琼林》等启蒙读物,中学以后又迷上了唐诗宋词。高中毕业后,陈汉彬报考了华东师范大学生物系。1958年大学二年级时,他就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科普处女作《人熊追踪记》,从此就一发不可收拾。

1960年,陈汉彬来到了贵阳医学院,成为一名大学教师,由于当时很多国内生物学的资料都是用外文写的,所以,除了本专业外,陈教授还自习多门外语,几年之后,他不但能熟练阅读俄文原著,撰写英文论著,还能依靠词典阅读德文原著和日文原著。他几乎读遍了当时他所能够找到的生物学著作和相关书籍,积累了许多卡片和资料。那时候,出于对写作的热爱和科学的热爱,他找到了他最擅长的表现形式,那就是继续他从大学时候就开始的科普创作。数年内,陈汉彬在《贵州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大众科学》等报刊上先后发表了100多篇科普文章,改革开放以后,他陆续出版了《趣味生物学》、《医学昆虫揽趣》两本科普作品和其它文章,还被中国科普作家协会授予“建国以来成绩显著的科普作家”称号。

■“这么一小点事情,一辈子都没做完”

采访进行到一半时,陈教授的电话响了,他接了电话,“嗯嗯嗯……是是是”回答了一通,然后有点不好意思地说:“老太婆说家里没菜了,要我下班带点菜回去呢。”

陈教授是福建人,他的夫人是上海人,退休前也是中医药方面的教授。老两口在贵阳一呆就是40多年,而唯一的儿子,厦门大学毕业后留在了福建。

陈教授倒也没有指望儿子子承父业,他对自己带的博士和硕士生们很满意。在福建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的来函里,除了请求鉴定蚊子外,他们还需要招聘医学媒介生物专业的研究生,恳请陈教授推荐自己的学生。陈教授说,别看这个专业冷门,可是奇货可居,中国这么大,现在政府和民众又都这样重视卫生防疫工作、环境评价工作,而以前做这些工作的,多数是半路出家的多,尤其是海关、防疫站等部门,现在,这些地方可缺专业人才了。

正因为有这个需求,所以,陈教授即使从贵阳医学院副院长岗位退下来后,也还在做研究,写书,带学生。除此之外,由于身兼多职,他还有许多社会活动与政治活动需要参加。不过,快70岁的人了,精神出奇的好,腰背挺拔。听到记者的赞叹,陈教授说:“是不是想知道我的保养方法啊?那你就多往野外跑跑,到了我这个岁数,精神照样好。”

谈起这么几十年来的工作,陈教授说,最快乐的时候,就是每当自己在研究中又有了新发现————原来,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东西。生物的多样性真是让人炫目,从未知世界到已知世界,他从知识里面,享受到了人生最大的乐趣。说到这里,陈教授叹了一声:“人的一生就投入到这么一小点点事情中,这辈子都还做不完,希望下辈子接着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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