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贵阳医学院自创办至全国解放，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风雨飘摇的艰苦岁月里，进步师生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教育和领导下，发扬爱国主义和奋不顾身的革命精神，向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势力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的斗争。在历次的革命斗争活动中，有的同学被反动当局开除学籍，有的被特务秘密逮捕，遭到残酷迫害，壮烈牺牲！
一、建校初期的学生风潮
1938年开学不久，学生们由于对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强烈不满，掀起了一场学生风潮，学生罢课，也有部分进步教师响应而进行罢教。据当时国立贵阳医学院上报教育当局的紧急报告记载：“校内现状，已渐复原，惟三下学生（注：从沦陷区流亡转学来的三年级下学期学生）仍然罢课已三星期……”、“此次风潮酝酿情况，较为复杂……迭据各方情报，闻该班学生十三人，均受有共产党鼓惑之嫌疑”。为此，国民党反动当局惊恐万状，密谋严厉压制。据学校档案资料记载：“部（注：指当时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中对于此次本学校风潮，曾有通电授权于学校当局，严历制止在案。”其后，国立贵阳医学院戴光远、江振中两同学被无辜开除学籍，其余学生被迫复课。戴光远等同学最后到革命圣地延安直接投身革命。
二、地下党组织的建立
学校建校初期，在中国共产党贵州省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于1938年8月正式建立地下党支部。第一任党支部书记为国立贵阳医学院文书组的武纡生。武纡生在“七.七”事变后从长沙来到贵阳，经贵阳生活书店的地下党员邹公文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武纡生又先后介绍国立贵阳医学院注册组主任、人文科讲师何战白和公共卫生科助教白午华等入党。武纡生于1939年3月离开贵阳到重庆工作。同年4月开始由何战白任第二任党支部书记。当时尚有一位地下党员叶楚清，由省工委书记邓止戈 、秦天真将其组织关系转入国立贵阳医学院党支部。后来叶楚清的组织关系又转入当时迁在贵阳的大夏大学。在党支部领导下，党员积极组织党的外围组织，如读书会、座谈会等活动，采取各种形式参加抗日救亡斗争。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掀起反共高潮，提出“防止异党活动案”，党组织被迫进行了转移，地下党员采取单线联系方式，这时何战白等党员转到重庆等地进行革命活动。
三、开展抗日救亡宣传
为了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方针和政策，国立贵阳医学院地下党员人文科讲师何战白等同志，利用公开出版的院刊，开辟“时事述评”专栏，进行一系列的抗日救亡宣传工作。他连续发表了《希特勒手掌中的捷克》、《北方大熊的呼吼》、《张伯伦演说露出了尾巴》等多篇述评。在院刊第7期的《怎样伸出第二期抗战的铁拳》一文中，提出“……亲爱的中华儿女们，更进一步地努力吧！应遗与我们后一代以永远的独立、自由、幸福！纪念我们底英勇伟大的史迹！”。这些时事述评等文章，提高了师生对国内外形势的认识，鼓舞和激励了民众的抗日热情。为了开展群众性抗日救亡宣传，学校师生还组织了歌咏队、口琴队、话剧队、国剧队等，在电台播音和在社会上为劳军、赈灾、募捐等义务演出。公演的节目和歌曲例如《为祖国飞行》、《越打越肥》、《我所爱的大中华》、《振兴中华》、《满江红》等，在爱国人士中起到了很大的宣传作用。此外，学生还利用暑假组织农村服务队，深入花溪、青岩等农村，为群众治病，同时进行抗日宣传活动。
四、举行“社座”活动
1939年初夏，在中共贵阳县委书记谢凡生领导下，由王启霖、蒋蔼如和国立贵阳医学院人文科讲师何战白等三位地下党员组织了以公开名为“贵阳战时社会科学座谈会”的群众团体，简称“社座”，实际是贵州地下党组织领导的一个抗日救亡的进步群众组织。
“社座”座谈的内容：着重分析抗战形势和国民党的动向，开设全民抗战问题、抗战与民主问题、战时教育问题等专题讲座。
“社座”的成员，主要是知识分子和社会上有声望的人士。据贵阳党史资料第7期刊载，有国立贵阳医学院的郭一岑（人文科主任、心理学教授）、白午华（公共卫生科助教）、武纡生（文书组）、丁晓先（院长室秘书）以及发起人之一的何战白等加入。
徐特立同志从湖南去重庆，途经贵阳停留期间，“社座”请他与大家见面，国立贵阳医学院郭一岑教授参加了会见，徐老讲述了抗战形势和现阶段党对抗战的一些方针政策，座谈长达5个多小时，会后共进午餐。
1939年6、7月间，贵州地下党根据中共南方局号召，以“中苏文化协会贵州分会”的名义，在国立贵阳医学院的礼堂即当时的两广会馆举行了一次大型座谈会，主要有“社座”成员，并邀请了尚未加入“社座”的人士参加。会议主持人为刘方岳，国立贵阳医学院郭一岑教授主讲，会议内容是开展“宪政运动”，实际上是争取民主运动，会上喊出了“坚持抗战”、“中华民族决不投降”等抗日救国的口号。
1940年下半年，由于时局发生变化，“社座”被迫停止了公开的活动。
五、创办“学艺社”
1940年春，学校学生张巨清、朱养元、蔡铖侯、陈学诗、王瀛等发起成立“学艺社”。开始时设有社长、编辑组、话剧研究组及顾问。1941年11月，社长改名为总干事并设月刊干事和医学顾问干事。该社的任务是在《贵州日报》辟《学艺月刊》专栏，主要评述时局大事；在校内以壁报形式出《学艺副刊》；举行座谈会，着重研讨科学与时事，开展抗日宣传活动。此外，还不定期举办演讲会、文艺晚会及演出话剧等。其月刊相继出版了15期。著名的美国记者、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史沫特莱，由延安来筑期间，学艺社曾通过王诗恒步行到图云关救济总署，邀请史沫特莱到国立贵阳医学院作过1次有关解放区见闻的讲演，由杨济时教授口译，给广大听众留下深刻印象。该社的进步活动，受到当时反动当局的监视，不久被国民党贵州省党部勒令解散，有的社员还遭迫害。
六、歌乐山请愿斗争
1944年11月，日军侵入广西，一度窜到贵州独山，除部分师生自行设法离校外，大部分师生奉命疏散，1944年12月7日，离筑步行往渝。出发前在三圣宫大门前，李院长嘱咐师生沿途多保重及注意事项，要求大家唱校歌，校歌声中，李院长不禁泪下，表现了爱学校爱师生之情。学校迁往重庆歌乐山，借读于上海医学院。迁渝开课约半年，国民党教育当局听信谣言，不惜摧残贵州省的医学教育卫生事业，欲将李院长免职，解散国立贵阳医学院。消息透露，师生大为震惊，群情激愤，虽临大考之际，连夜召开会议，派出学生代表6名到教育部请愿。留贵阳的师生闻讯后，集会在三圣宫礼堂，由教师周裕德主持，说明国立贵阳医学院存在理由，强调创业艰辛，痛斥当局无理行为，并向贵州省各界呼吁。当时，教育部唯恐事态扩大，引起公愤，急派人调停，最后被迫答应请愿要求，于是师生的护院请愿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另外，留筑守校的罗克聪、于本崇等教师，开展了拒绝军队驻校的斗争，并继续维持门诊，开办临时难民治病收容所等，为护校做了大量的工作。
七、组织“阳明学社”
1945年8月，国立贵阳医学院学生林敦英、殷序彝、卢亮等议论政局，认为当前的教育暮气太重，这或许是党化教育的结果，但任何国家都必向民主的途径前进，教育也应该趋向民主，故商议组织一个团体，经与其他学生协商并在李院长家中汇报，得到了李院长的支持，在学生中正式组织了“阳明学社”。同年10月9日与贵州大学、贵阳师范学院学生代表商谈，决定出版半月刊和墙报，以评论时局和学校发生的大事等等。10月13日在商业学校宿舍，该社组织讨论会，有贵阳师院的学生和国立贵阳医学院20余个学生参加，讨论题目是“最完美的大学训导方针”。讨论中大多数学生主张国民党退出学校，其中发言最激烈的为国立贵阳医学院学生林敦英，他对国民党的反动训导方针进行了有力的抨击。为此，1946年1月3日，国民党反动当局派特务分子将林敦英秘密逮捕，投入监狱。至此，“阳明学社”被迫停止了活动。
八、捣毁反动《民报》报馆
贵阳《民报》，为国民党军统特务直接控制的反动小报。该报特务分子仇视国立贵阳医学院师生的民主活动，曾多次在该报刊登有损国立贵阳医学院声誉的歪曲报道。1948年3月9日，贵阳《民报》晚刊第3版，竟然公开造谣，刊登贵医附属医院郭昌容大夫所谓杀害病人陈氏产妇的医疗事故。学生见报后当即查询附院确无此名大夫，亦未收治过陈氏产妇此人，一致认为该报妄登消息，混淆视听，侮辱院誉，激起极大愤慨，连夜开会联系城内外学生，决定次晨前往报社进行质问斗争。3月10日清晨，共有102名学生，在四川路该报社门口集合后冲进报社，该社社长拒不见面，当场有身分不明的人进行漫骂和威胁，遂更加激起学生公愤，当即有几个学生首先拆下报社招牌，将它砸烂在地，然后大家一拥上楼，割断电话线，掀翻排字房铅字盘，捣毁室内办公桌椅，约20余分钟后退出。当行至市场路时被10余个宪警包围，被困约2小时，朱懋根院长及其他领导闻讯赶来，将大家带往省府礼堂，这时学生派出代表，坚决要求省府令该报公开登报更正并赔礼道歉，还要保证学生人身安全，但该报扬言要抓人，妄想追出后台并要赔偿损失。由于学生斗争坚决，紧密团结，反动当局始终查不出谁为策划者和领头人，为怕学生继续闹事，后由省府派人出面作了调停。事件发生后，《中央日报》还专门刊登了《民报》社被捣毁，停报3天的新闻报道。
九、参加反饥饿运动
在全国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和反蒋运动蓬勃发展的形势下，贵阳市大、中学校师生于1949年3、4月间，掀起一场反饥饿运动。
开始由贵州大学学生代表来到国立贵阳医学院，经国立贵阳医学院学生戴瑞芝介绍与吴若秋、陈文光等同学见面，共同商量组织贵州大学、贵州师范学院与国立贵阳医学院三院校上街游行的问题。3月27日下午，国立贵阳医学院由学生陈好德敲钟，住太慈桥的前期学生集合到“罗公楼”前，经过简单介绍，就当场有学生提出要为饥寒交迫的老师向社会呼吁，一致决定次日清晨集合出发上街游行。与此同时，国立贵阳医学院护士学校进步学生陈开秀向护校和后期学生进行串连发动工作，连夜赶到太慈桥校址与陈文光等同学作好了次晨上街游行的安排。次日清晨，国立贵阳医学院学生齐集河滨公园门口等候贵州大学学生一起游行，但因情况变化，国立贵阳医学院学生只有直接上街，手持标语，高呼“学生要上课”、“老师要吃饭”等口号，一直游行到省府门前，高呼口号。返回时沿街进行劝募活动，当时共募得现金和实物，折合银元约一百余元。3月30日至4月1日，各年级学生又分头到贵阳市公寓、商店等处募捐现金并将实物拍卖，全院师生还在三圣宫礼堂及民众教育馆举行游艺晚会及舞会三场，将所有收入援赠教师。在这次全市性的反饥饿运动中，教师们迫于待遇菲薄，生活濒于绝境，纷纷起来采取联合行动。当时国立贵阳医学院与贵州大学、贵州师范学院于3月底举行三校教授联席会议，曾电请教育部调整待遇，未获答复，自4月13日开始停教待命，时经半月，仍未得到解决，为顾及学生学业，只好在5月2日复教。国立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为扩大反饥饿运动的影响，于4月21日至23日停止门诊3天，得到社会各界人士和其他医疗部门的广泛同情和支持。
十、陈开秀烈士的革命活动
国立贵阳医学院附设高级护士助产职业学校学生陈开秀，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早在1939~1940年，她与西南公路局陆永忠(被蒋特残害牺牲)等同志组织读书小组，研读革命理论书籍，积极从事宣传工作，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统治。 陈开秀在国立贵阳医学院护校学习期间，同学们纷纷称赞她：“会寻求真理，能辨别是非，她的每一句话会使人家觉得应牢牢地宝贵地蕴藏在心里作为上进的鞭策”，“她爱唱民歌，也会演话剧，更会任劳任怨地埋头工作”，“先生爱她的进步，同学爱她的真实，工人热爱她的平等待人”， “她会利用每刻的时间，看她的学科多优等，实习是多高分”。1949年3月28日，她参与组织发动国立贵阳医学院同学参加反饥饿游行。
1949年8月13日傍晚，国民党特务将陈开秀逮捕了。她的同班同学回忆说：记得在她未（被）捕捉的前一日里，我们挨坐在小会客室中亲热地谈着一些问题，有个同学说，“地下工作者快给捉光了!”她笑着说：“怎么会捉得光!革命象一道奔腾万丈的洪流，堤防是无法阻止的，死掉一个更会继起千万个”。另一个同学又问：“禁在狱中的难友会不会出卖人格?” 陈开秀坚定地回答说：“他们一定不会，特务们带得走他们的身体，却带不走他们的意志，如果捉到了我们，我们可以将监狱当学校，法庭当讲堂”。事隔1天后，陈开秀真的入狱了。她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谈到她在狱中的表现,有的同学回忆说：“她一样快活的帮助着人，给觉寒的难友织绒衣，给断脚的同难姐姐送茶饭，给将产生下一代的大肚子嫂嫂洗衣服，给烦恼着的同志说安慰话”。在整整3个月的囚徒生活中，“她虽受了残酷的苦刑，但特务们并未在她的口里获到一点他们所钻头觅缝要寻找的何种秘密”。她意志坚强、毫不屈服，因为她早就作好了为革命事业而牺牲一切的准备（引文摘自1950年1月院刊的怀念文章）。
1950年1月12日，《新黔日报》报道：“1949年11月11日，这个悲愤惨痛的日子，年仅22岁的陈开秀同志为革命而牺牲了。她的血洒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陈开秀烈士的英雄形象是不会磨灭的，她是国立贵阳医学院的骄傲，她永远值得国立贵阳医学院师生称羡和怀念。
1949年11月15日贵阳解放，贵阳市军事接管委员会文教接管部派军代表接管了国立贵阳医学院。从此，国立贵阳医学院获得了新生！但是人们不会忘记，在战争年代和艰苦岁月里，国立贵阳医学院师生奋不顾身的革命斗争史实，尤其是革命烈士的鲜血和光辉业绩，在国立贵阳医学院的史册上，将永远载下光辉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