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语：时光荏苒，斗转星移，悠悠岁月，弦歌绵长。历代先贤辛勤耕耘，传华夏之文脉，承岐黄之精髓，跋涉求索，虔诚奉献，铸就今日之辉煌。回望来路，历史脚步清晰凝重，文化传承绵延不绝。展思将来，贵医人不忘来路、不改初心，秉承“诚於己，忠于群，敬往思来”之校训，精勤不倦、博极医源，扎根沃土、服务民众。

在我国健康教育事业呈现发展好势头的今天，我常常想起了已故人民卫生出版社编审贾魁先生。他自1926年北京协和医学院毕业后，三十年如一日地热爱健康教育事业，为传播健康知识，促使人民实现自我保健做了大量有益工作。他对事业的执着追求同默默奉献的精神，实在令人感佩。 先生字猷先，河北遵化县人，世代务农，父亲兼做木工。他自幼养成了生活简朴、性情耿介、治学严谨、工作认真的作风。他有扎实的医学基础和较高的写作水平。他写医学通俗文章，得心应手，既快又好。 中央卫生实验院当时是全国最高卫生实验研究机构，下设许多组和若干所。教导组下设编辑、美工、电化教育、模型等室。教导组设备比较齐全，人才比较集中，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个边实验研究、边推广应用的健康教育部门。以先生的资历、学识和经验，掌管这个部门的工作是驾轻就熟，游刃有余的。 其实，先生远从二十年代起，就开始传播健康知识了。1925年的五卅运动，使只知埋头苦读的学生们觉醒起来，他与协和医院的几位同学和青年教师朱章赓、李振翩、陈志潜、诸福棠、杨济时等人在北平创办丙寅医学社，出版《丙寅医学》周刊，先生具体负责周刊的编辑出版工作。由于周刊的作者大多为医学界的知名人士，刊物内容丰富，文字浅显易懂，因此在北方乃至在全国都有很大影响，很受群众欢迎。抗日战争爆发后，周刊才被迫停办。我曾看到先生保存的几大本《丙寅医学》周刊和订本，总共约几百万字，足见先生为周刊辛勤耕耘付出了多少劳动。 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实验员复原迁回南京，先生除继续掌管教导组工作外，还以丙寅医学院名义，编辑出版了普及性质的《医潮》月刊。到1949年南京解放前为止，共出版了12期。从这些已出版的月刊中，可以看出它确是顺应世界医学发展潮流，每期以最大篇幅登载预防医学知识，并介绍心身医学，心理卫生的理论与经验。月刊有时也以“社论”“详论”形式发表议论，主要对国民党不重视卫生事业，卫生经费少得可怜，以及卫生工作上的重治轻防进行呼吁和批评。

贵医院刊介绍《医潮》情况

《医潮》不是官办的，经费全部来自世界卫生组织。先生鉴于经费来自不易，十分注意节省。编辑部没有专职人员，所有编辑、出版、会计，全由热心健康教育的同事义务兼管。刊物的稿件绝大部分是向丙寅医学社员同实验院室、所的科研人员组织来的。稿件登出照例不付稿酬，只赠送几本《医潮》。对此，编者、作者和所有参加服务的人却皆乐于为之。 与此同时，先生还主编天津大公报的《大众医学》和南京的《卫生与健康》副刊。他除了自己撰写稿件外，还要担负大量的组稿、编稿工作。他从不嫌工作多，为了事业而不知疲倦。 1949年4月南京解放，卫生实验院改为中央卫生研究院。翌年秋，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的部队因在江南水乡练习渡海大战，大批指战员感染了血吸虫病，疟疾，痢疾等病，急待防治。为此，先生与教导组主管电化教育、学校卫生、社会健康教育工作的贾伟廉先生一同率领一个临时组织起来的宣教队，携带卫生科教影片、小型展览等宣传工具赶赴嘉兴、宁波、镇海一带向部队指战员进行防病知识宣传。时先生已年近花甲，但精神抖擞、不辞辛劳深入到连队巡回讲演，解说展品、访问和召开战士座谈会。在先生的带动下，宣传队先后三次到部队服务，深受广大指战员欢迎。 先生撰写健康知识稿件，不仅做到深入浅出，而且不落俗套，常有独到的见解。记得他在《伤风不是小病》一文中指出，得了伤风感冒就要注意休息，多饮水，以增加机体的抵抗力。若仍继续工作，到处活动，不仅会使病程拉长，或甚至发生并发症，而且不自觉的传播病毒，给社会造成更大损害。他还在一篇题为《贪天之功》的文章中，告诫医务人员不要忘记人这个有机体的自然修复，战胜疾病的巨大潜能。他说有许多种疾病不经任何医疗也能自愈。他称那种撇开有机体修复机能和不可缺少的患者合作，而片面夸耀自己的医疗技术如何高超精妙为贪天之功。他认为这是不尊重科学，是有害无益的。 先生认识到自己工作的价值，因而能坚持真理，守正不阿。记得先生主编《卫生与健康》副刊时发生的一件事。我和实验院画师房品章先生合作编绘一套《老别行医记》画传，在副刊上连载。意在对江湖庸医草芥人命的种种欺骗伎俩进行揭露。其中一期画的是老别堂而皇之到政府卫生行政部门领取行医执照。不料这一组画刺痛了卫生署某医政处长，他通过当时中央医院院长姚克方转致质询。当时先生不为所动，义正言辞地顶了回去。先生话的大意是：滥发行医执照已不是秘密，画传未指名道姓，需要对号入座，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寥寥数语就使问罪的企图落空。 贾魁先生于1979年病逝，离开我们多年了。对这样一位为健康教育事业默默奉献了几十个春秋的医学界前辈，人们是不会忘记的。 （作者：熊秉清，覃正宜，本文选自《中国健康教育杂志》1990年第2期）

贾魁

贾魁1918年考入私立北平协和医学院，1926年毕业，医学博士,毕业后留协和内科任助教。1931年到北京师范大学任教，1935年任河北省立医院院长。1937年9月，日军侵占河北保定，河北省立医学院被迫停办，时任 河北省立医学院（现河北医科大学）院长的齐清心教授和河北省立医院院长的贾魁教授，受李宗恩邀请参与创建国立贵阳医学院。贾魁教授带领省立河北医学院部分师生南下贵阳，他们推着独轮车，步行几千里，历尽千辛万苦，长途跋涉来到武汉，辗转陆续转移到贵阳，在贵医继续学业。故贵医早期毕业生中河北籍学生居多，如王焕斗、安作楫、李克温、李耕田、陈宗贤、张士英、杨洁泉、刘震华、郑从周、霍蕴新、韩哲生、韩业传、杨玉如、张莲池、钱允中、杨集祥、梁树今、张若麟、张毓德、杨荣勋、李韵菊等，其中刘震华、杨玉如、杨集祥、梁树今、张若麟、张毓德、李韵菊等成为河北医学院（现河北医科大学）中坚力量。

贵医建校初师生合影

贾魁教授1938年到贵医后，任贵医第一届教务主任、第一届内科主任、第四届妇产科主任、教授，贵医附院筹备委员会委员，贵州省防疫医院院长。1945年，抗战胜利后至1950年，贾魁在南京中央卫生实验院任卫生教导主任。1951年至1954年在中华医学会任中华外科杂志第2届编委会委员，常务编辑，1954年调人民卫生出版社任编审。贾魁热爱健康教育事业，终生为之奋斗，为传播健康知识，促使人民实现自我保健做了大量有益工作。 贾魁，1896年生，字猷先，河北遵化人，1979年病逝，内科专家、防疫专家，贵医附院创建人之一。